黑格尔说,人类在历史中所能汲取的唯一教训,就是从来不会汲取任何教训。对不读历史,不关注历史真相的人,根本不在乎什么历史教训。从“不知晓历史真相”到“知晓历史真相”——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历史,达到这个层次的人聪明、博学,但不一定道德。知晓历史真相,也珍惜历史教训,懂得判断是非对错——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历史,达到这一层次的人既聪明,又有正义感。但是,这依然停留在“古为今用”的政治实用主义层面。他的悲欢,不一定能与“凡夫俗子”相通——因为无法参透人性的幽暗和脆弱,他总是无法理解:明明是正义的事,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坚持到底?我明明是真诚地立志行善,为什么行出来的却是罪错?最现实的例证是,北宋并不缺少明君贤相,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训,但是仍然积贫积弱,民不聊生,几乎所有改革都违背人性、事与愿违,最后与其他朝代一样,屈辱而惨烈地亡国了——如果没有洞察人性深处的奥秘,任何历史教训都只能是以苛求古人的方式自我安慰。因此,历史的最高层次,就是洞察人性、悲悯人心——正如塔奇曼所说,历史是印刷出来的人性。▌人性是“上帝的造物”
就是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基本性情和特征:理性、意志、情感、直觉、良知……从轴心时代的耶稣基督、先秦诸子、苏格拉底,到启蒙时代的休谟、斯密,再到科学时代的韦伯、哈耶克……古往今来所有最伟大的思想,都是从论述人性开始的——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情和特征,让人有别于动物或机械?很多人将人性视为“大自然的产物”,但伟大的思想者都将它看作是“上帝的造物”。人性很卑劣,自私又顽梗、贪婪又胆怯,肆意破坏,伤害同类;人性很高尚,会同情弱者,聆听古训,还会缔结契约、协作创新。人性坚韧且单纯,任何种族、制度、时代的差异,都无法遮盖人性共通的自由和正义……千万年来活过的亿万人类之中,从未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。但是千万年来,人类的道德、智力和审美,也从未有过任何本质的变化。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趋深刻,政治似乎越来越顺应人性,但是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潮、权力结构、国家意志,实质上并没有太多新意。所以,“洞察人性、悲悯人心”的历史,为什么能够超越“政治教训的历史”,成为最高层次的历史?因为任何时代都是人的时代,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附生于人性这一基本前提。人性中的斗争,就像大海的几次潮汐;历史中的政治,就像冰山的一角。一个人写历史、读历史,如果止步于“镜鉴兴替”的政治教训,就注定无法参透更深刻、更宏大的人生意义。虽然,长期有“史学二司马”之说,但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还是无法比肩司马迁《史记》,虽然它更宏大。因为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——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,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。比如:满朝文武都知道李陵孤军深入、投降匈奴是错的,但只有司马迁愿意体谅李陵。他说,李陵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将士的性命。司马迁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,却在李陵跌落神坛时,挺身而出为他辩护。当汉武帝听信谗言夷灭李陵三族时,他遭受牵连,却忍辱负重,只为完成最后的大使命。大众知道司马迁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,却很少关心他的人间使命——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读这样的历史,不仅是美的享受,还可以触摸宇宙真谛、人生百味。他的文字,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,倾注于个人的悲欢、命运的无常;他的视野,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,升溯至天道信仰、人间大道。在那个天道衰微、皇权独大的时代,司马迁的文字对帝王将相不屑于折腰,对悲剧英雄不忍于苛责,对贩夫走卒从不藐视,甚至对刺客的梦想和悲欢,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敬意。读这样的历史,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当时各个领域的智慧,更是亲身体验一个个敢爱敢恨、命运无常的人生。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,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,像我们一样快乐过、勇敢过、挣扎过;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,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,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……更奇妙的是,这些活生生的人性,竟然被史家忠实记录,精炼提纯,最后娓娓道来——最高层次的历史,对“人的意义”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,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。在司马迁之后,能够像这样洞察人性、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,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。即便在史学巨匠群星闪耀的20世纪,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依然屈指可数,但巴巴拉·塔奇曼当在此列。塔奇曼曾被香港读者称为“西方的金庸”,但这个类比显然是不恰当的。两人同是文学大师,但金庸的天才在于“以虚构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”,与他同类的西方大师应该是《魔戒》的作者托尔金。塔奇曼是历史作家,她的天才在于“以真实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”。她的作品自1950年代横空出世,至今长盛不衰。很多人都知道她开“非虚构写作”之先河,却不知道她的作品像司马迁一样,深刻洞察了恒常、普遍的人性,尤其是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。像司马迁一样,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,甚至不看重经济、科技数字,她关心的是人心,尤其是“大众的情绪温度”、维系文明的人性价值。作为一个现代人,她的历史,不仅对人性保持着警惕和悲悯,还对世界保持着谦卑和审慎——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、有序,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“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”,而是因为“现代文明”所维系的观念和伦理,使人类不至于自我毁灭。像司马迁一样,塔奇曼的作品像史诗电影,更像POV视角的权游世界,最终成了“一家之言”:她把小人物的人生切片,写成了事关人类意义的大事件;更让人不得不叹服的是,这些真实的历史写得比虚构文学更精彩、更离奇。因此,她凭借《八月炮火》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》两次获得普利策奖,但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,却是《骄傲之塔》,原因其实很简单:《骄傲之塔》更接近悲悯人心的历史。她最不为中国人熟知的作品《远方之镜》,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塔奇曼讲述了一个欧洲骑士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,堪称“比金庸小说还精彩的武侠奇遇”。就连书中的游历、打斗的情节,都是她在一堆古文献中发掘出来的。除了“精彩但又真实”的故事之外,这个骑士的“武侠人生”,竟然完美印证了现代文明面临的三大挑战: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在其诞生之初,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和崩溃?延续至今的私产权利、政教分立,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侵略和威胁?以上这些现代文明的价值,为何能让西方在大瘟疫之后逆势崛起?和司马迁一样,她塑造了一个人群的观念和审美,这些观念和审美不会迎合时代潮流,因此时常成为刺耳的杂音。但人类的进步、文明的留存,却必须依靠这些带有“预言”性质的杂音……卡尔维诺曾说,能够奉献经典的,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作家,无论是否认同他的观点,阅读他的著作,都有助于准确地定位自己。在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,为什么还要阅读塔奇曼的纸质书?除了本文提炼的她对普遍人性的洞察、对人心的悲悯这三个层次之外,还有她对历史写作技艺的执着——见识、知识和经历,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,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的掌握——因为,伟大的思想也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。读塔奇曼的文字,时常会有涂划、玩味、品鉴的冲动——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、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;所以,读塔奇曼的书,需要一种“焚香沐浴为读书”的仪式感。这或许也是当年尼克松总统开启与中国破冰之旅时,将塔奇曼的书作为国礼的原因。遗憾的是,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忽视。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,曾一度绝版。为此,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,复活了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》《骄傲之塔:战前世界的肖像》等六部作品,并与近两年出版/再版的《圣经与利剑》《八月炮火》组成“塔奇曼作品集”,一共八卷,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。识别下图二维码,即可一键收藏,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文中提及的《史记》等作品。▍延伸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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